e 書直說

隨著全球科技競爭格局的劇變，新加坡政府近期採取了一項極具象徵意義與實質影響的舉措 – 成立由總理黃循財（Lawrence Wong）親自掛帥的「全國人工智能委員會」（National AI Council）。這一決策不僅是行政架構的調整，更標誌著新加坡在人工智能（AI）領域的戰略部署已從單點的技術實驗，正式邁向了國家級的系統性實戰階段。在2026年財政預算案的宏觀背景下，此舉凸顯了新加坡試圖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通過頂層設計來鞏固其作為智慧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新成立的委員會將作為國家AI戰略的最高指揮塔，其首要任務是統籌並落實「國家人工智能策略 2.0」（National AI Strategy 2.0）。與過往側重於研發的政策不同，這一次的戰略重心在於「落地」與「賦能」。政府明確劃定了先進製造業、互聯互通（涵蓋物流與交通）、金融服務以及醫療保健四大關鍵領域，旨在通過委員會的協調，推動這些支柱產業從零散的AI應用轉向大規模的系統性轉型。對於面臨人口老齡化與勞動力緊缺結構性挑戰的新加坡而言，AI被視為突破物理限制的關鍵「倍增器」。無論是通過智能算法優化港口運作效率，還是在醫療體系中利用AI輔助診斷以緩解醫護壓力，這些舉措的核心目標都直指生產力的飛躍。同時，政府推出的「AI優勝者計劃」（Champions of AI）以及為全民提供的AI工具試用，也顯示出其試圖構建一個包容性與技術性並重的全民生態系統。

然而，技術的廣泛應用必然伴隨著風險。在推動創新的同時，新加坡政府清醒地認識到數據隱私、算法偏見以及技術性失業等潛在挑戰。因此，新加坡並沒有選擇放任自流，而是試圖在「創新速度」與「公眾信任」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通過建立如「AI Verify」等治理測試工具，新加坡致力於確保AI的發展是負責任且可解釋的，這種將治理機制嵌入發展過程的思路，正是其區別於其他大國的獨特之處。

將新加坡的治理哲學置於全球坐標系中審視，更能凸顯其「務實主義」的獨特性。與歐盟、美國和中國這三大AI極相比，新加坡走除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歐盟採取的是一種「風險防範」的立法模式，通過《人工智能法案》對AI應用進行嚴格的風險分級與法律約束，傾向於在全球扮演「裁判員」的角色，強調人權與倫理的高標準。相比之下，美國則堅持「市場驅動」，在聯邦層面缺乏統一的AI法案，主要依賴現有行業法規與企業自律，其戰略重心在於保持基礎模型與芯片技術的霸權地位，力求不因過度監管而阻礙創新。中國則呈現出「中央管控」的特徵，將AI深度整合於社會治理與實體經濟中，同時對生成內容與信息安全實施強力的備案審查，強調技術的自主可控。

在這樣的國際格局下，新加坡既沒有歐盟那樣龐大的單一市場來支撐「布魯塞爾效應」，也沒有中美那樣深厚的數據積澱與算力資源來主導技術軍備競賽。因此，新加坡明智地選擇了一條「超級連接者」與「實踐者」的中庸之道。它不急於制定僵化的法律，而是傾向於推出自願性的監管框架與測試工具，鼓勵企業進行自我評估。這種軟性監管模式，實際上是將新加坡定位為全球AI解決方案的最佳「試驗田」與「應用場景」。

綜上所述，全國人工智能委員會的成立，反映了新加坡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生存智慧。它不盲目追求開發最大的大語言模型，而是專注於如何最快、最有效地將AI技術轉化為實際的經濟價值。通過開發並開源治理工具，新加坡甚至試圖將「AI治理」本身轉化為一種可出口的服務與標準。這是一場關於速度與適應力的豪賭，其成敗將取決於新加坡能否在瞬息萬變的技術浪潮中，真正建立起一個既具備全球競爭力，又擁有高度社會信任的本土AI生態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