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強制推行社區調解的啟示 (上)
新加坡作為一個人口密集的城市國家, 社區糾紛如噪音污染、鄰里衝突和資源爭奪等問題頻繁發生。為了應對這些挑戰, 政府於1998年設立社區調解中心(Community Mediation Centres, CMC), 並逐步引入強制調解機制。這一系統不僅幫助居民快速化解爭端, 還成為全球爭端解決的借鑑模式。特別是2024年通過的《社區糾紛解決(修正)法案》, 並在2025年進一步強化實施, 強調噪音等特定糾紛的強制調解。本文將重寫並聚焦重點, 探討該制度的背景、結構、實施效果、挑戰以及全球啟示, 旨在為其他國家提供參考。透過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強制調解如何平衡效率與公平, 促進社會和諧。
新加坡社區調解系統起源於1996年的跨部門委員會, 旨在探索非訴訟途徑解決社區糾紛。1998年《社區調解中心法》正式設立CMC, 專注處理非刑事社區爭端, 如噪音、水滴洩漏、走廊阻礙或寵物問題, 但不涵蓋商業合約或刑事案件。調解過程注重非正式性、快速性和低成本, 申請人僅需支付5新元行政費, 由志願調解員主持。這些調解員多為30歲以上公民或永久居民, 經過嚴格培訓, 確保中立和專業。
最初調解為自願性, 但為提升效率, 政府於2024年修訂《社區糾紛管理框架》(Community Disputes Management Framework, CDMF), 將噪音、復發和衍生糾紛列為強制類別。當事人必須先嘗試CMC調解, 否則無法向社區糾紛解決法庭(Community Disputes Resolution Tribunals, CDRT)提起訴訟。缺席可能面臨罰款, 並禁止法庭程序。這一措施旨在鼓勵早期對話, 防止糾紛升級。 進入2025年, 框架進一步擴大應用, 例如政府計劃盡快實施增強措施, 以涵蓋更多類型糾紛。 此外, 新成立的社區關係單位(Community Relations Unit)專門調查嚴重噪音案例, 但強調不是第一回應者, 而是補充機制, 優先鼓勵調解。
結構上, 系統整合社區參與和科技創新。志願調解員來自多元背景, 包括律師和社工, 他們接受持續培訓, 以處理種族多元社會的敏感議題, 如宗教儀式引發的噪音。2025年, 新加坡國際調解中心(SIMC)推出調解AI助手(MAIA)2.0, 能提出潛在利益點、識別障礙, 並生成建議, 提升效率。 政府還擴大線上調解和社區診所, 增強可及性。整體而言, 從自願到強制的演進, 反映了新加坡對社會穩定的政策重視, 將調解嵌入治理框架。
由於篇幅所限, 筆者將會在下一期專欄再跟大家分享相關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