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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1月的大埔宏福苑五級大火，其影響力遠超出了物理層面的破壞。隨著火勢撲滅，數百個家庭面臨的是漫長的重建之路，以及隨之而來的複雜法律責任與賠償爭議。在傳統司法訴訟曠日費時、且往往造成對立的局限下，「調解」作為一種替代性爭議解決方式，正在這場災難的善後工作中展現出獨特的價值。它不僅是處理金錢糾紛的工具，更是協助災民在悲痛中尋求共識、重建社區信任的關鍵機制。

火災後的首要難題，往往在於責任釐清的複雜性。宏福苑大火牽涉了大廈法團、管理公司、涉嫌違規的裝修承建商、分判商乃至政府部門等多個持份者。若依賴傳統訴訟，必須等待警方及獨立調查委員會完成長達數年甚至更久的刑事調查，釐清各方責任比例後，保險公司才會啟動民事賠償程序。這對於急需資金進行醫療或租屋安置的災民來說，無疑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調解機制的介入，能有效打破這種僵局。透過專業調解員的協調，災民代表可與保險公司及相關責任方進行「不承認責任」的談判，達成預先付款協議。這意味著在最終法律責任尚未完全定案前，災民便能先獲得一筆「恩恤金」或應急款項以解燃眉之急。此外，針對大量燒毀的家居財物，調解能協助雙方制定一套概括性的賠償標準，例如按單位面積定額賠償，從而免去災民需逐一尋找已燒毀單據的舉證困難，大幅縮短理賠審核的時間。

除了對外的索償，大火亦在業主內部引發了激烈的矛盾。面對結構受損的大廈，業主群體往往分裂為「重建派」與「復修派」。前者擔憂建築結構安全，傾向尋求政府收購或整體重建；後者則擔心重建遙遙無期，希望盡快進行加固維修以重返家園。這種內部撕裂若不處理，法團將陷入癱瘓，任何工程合約都無法簽署。

在此情境下，調解員的角色便轉化為促進溝通的橋樑。不同於法庭的判決是非，調解著重於挖掘雙方的「底層需求」。調解員會引導雙方跳出立場之爭，探討是否有折衷方案，例如「分階段復修」或「局部重建」。透過理性的對話平台，協助業主起草具約束力的諒解備忘錄，確保社區在重建方向上步伐一致，避免因內部消耗而錯失黃金修復期。

這場大火造成的人命傷亡，是金錢無法彌補的痛。在傳統的法庭審訊中，被告方的律師為了避免承擔法律責任，通常會嚴格禁止當事人向受害者道歉，這往往讓受害者家屬感到冷漠與二度傷害。然而，調解程序是在絕對保密的原則下進行，這為「修復性正義」提供了空間。

在多方調解會議中，責任方（如承建商或管理公司）可以在不影響法律責任的前提下，向受害者家屬表達遺憾或歉意。對於許多家屬而言，這種來自責任方真誠的態度與解釋，往往比單純的賠償支票更能帶來心靈上的撫慰與釋懷。同時，調解也能避免將受害者暴露在公開審訊的鎂光燈下，保護了他們的私隱與尊嚴。

總括而言，面對宏福苑大火這樣的大型災難，法律訴訟雖是底線，但往往過於剛硬且緩慢。調解機制提供了一個更具彈性、效率與溫度的「第三條出路」。它不僅能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解決保險與賠償的死結，更重要的是，它在這個充滿裂痕的時刻，為各方提供了一個對話的空間，讓災民在重建家園的路上，少一份對立，多一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