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書直說

近期一組數據引發了社會熱議：香港的最新失業率維持在 3.7% 的相對低位，但總就業人數卻僅有約 364.8 萬，較 2018 年大幅減少 23.4 萬人。換言之，在 750 萬人口中，平均每 10 個人就有超過一半「唔使返工」（或退出了勞動市場）。本港勞動參與率在全球發達經濟體中敬陪末座。

這龐大的「非勞動人口」背後，交織著人口老化、提早退休、移民潮及青年「躺平」等多重結構性因素。然而，當這個勞動力嚴重短缺的現實，迎頭撞上正以指數級發展的人工智能（AI）浪潮，香港社會將面臨怎樣的化學反應？這究竟是解決「缺工荒」的解藥，還是引爆更深層次階級矛盾的引線？

一、 救命稻草：AI 作為勞動缺口的「完美替補」

在初期階段，AI 與自動化的普及對香港企業而言，無疑是久旱逢甘霖。面對請人難、人力成本高昂的困境，AI 成為了維持城市運轉的關鍵。

• 海外借鑒：日本的「社會 5.0」（Society 5.0）
  面對全球最嚴峻的高齡化和低勞動參與率，日本並未選擇大規模引入移民，而是推動「社會 5.0」，將 AI、物聯網與機器人深度融入社會。從自動駕駛物流、護理機器人到 AI 零售客服，日本正利用科技填補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缺口。
  對於目前的香港，AI 同樣扮演著「填補者」的角色。餐飲業的送餐機器人、金融業的 AI 審批系統、行政文書的 GenAI 輔助，讓企業得以在「一半人不返工」的情況下，依然保持甚至提升生產力。

二、 隱藏的危機：從「勞動力短缺」到「白領的結構性擠出」

然而，當 AI 跨越了「輔助」的門檻，具備了自主推理和生成能力後，危機便開始浮現。香港是一個高度依賴專業服務業（金融、法律、會計、行政管理）的城市，而這正是新一波生成式 AI 最擅長取代的領域。

• 海外借鑒：華爾街與矽谷的「效率之年」
  美國高盛（Goldman Sachs）曾發布報告指出，生成式 AI 可能導致全球 3 億個全職工作被自動化。近年美國科技巨頭（如 Meta, Google）與華爾街投行在創下利潤新高的同時，卻持續進行大規模裁員。這證明了企業在 AI 賦能下，可以用極少數的「AI 協調者」（AI Orchestrators）取代大量中層白領。

在香港，這意味著未來那「逾半唔使做」的人口結構將發生質變。除了安享晚年的長者和富裕階層，將會新增一批**「因 AI 而被迫退出勞動市場的中產階級」**。這批具備一定學歷、過去負責資料處理、初級分析或常規文案的白領，將面臨極大的轉型陣痛。

三、 消費黑洞與「無用階級」的誕生

這引發了一個致命的宏觀經濟悖論：如果企業大量採用 AI 導致薪金支出減少，而社會上超過一半的人不工作（缺乏穩定工資收入），那麼誰來消費企業生產的服務與商品？

歷史學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曾警告 AI 時代可能催生龐大的「無用階級」（Useless Class）——他們在經濟和軍事上失去了價值。在香港這樣一個貧富懸殊本已嚴重的城市，資本家及掌握 AI 核心技術的極少數精英將攫取絕大部分紅利，而缺乏資本與不可替代技能的勞動者，其議價能力將趨近於零，進一步加劇社會的 M 型化。

四、 重塑社會契約：未來的稅制與資源分配

面對逾半人口不在體制內勞動，且 AI 正在接管剩餘工作崗位的未來，香港傳統的「低稅率、積極不干預」模式將受到嚴峻挑戰。政府依賴薪俸稅的收入基礎勢必動搖，社會必須嚴肅探討新的財富分配機制。

• 海外借鑒：韓國的「機器人稅」與芬蘭的 UBI 實驗
  為了減緩自動化帶來的衝擊，韓國早年已實施縮減企業投資自動化設備的稅收優惠（被視為變相的機器人稅）。而 OpenAI 創辦人 Sam Altman 積極推動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以及芬蘭曾進行的 UBI 實驗，都在探索同一個核心理念：在 AI 創造極大生產力的時代，必須透過財富重分配，保障國民的基本生存權與消費力。香港未來或許也需要探討針對高度依賴 AI 的企業徵收特定稅項，以建立更強大的社會安全網。

五、 結語：尋找未來的「人類溢價」（Human Premium）

香港逾半人口「唔使做」，加上 AI 時代的全面降臨，宣告了傳統「以勞力換取薪酬」的全民就業時代正走向終結。

未來的教育與人才培訓，絕不能再追求訓練學生像機器一樣精確地執行任務，因為 AI 永遠比人類做得更好。我們必須尋求「人類溢價」——即那些 AI 無法輕易複製的能力。這包括同理心、複雜的人際談判與衝突調解（Mediation）、對市場痛點的深刻洞察，以及具備倫理道德的戰略性判斷。

當 AI 處理了世界上大部分的繁文縟節，香港社會未來的繁榮，不再取決於「有多少人每天擠地鐵返工」，而是取決於我們能否善用這場科技變革，創造一個即使許多人「唔使做」，也能公平分享科技紅利、活得有尊嚴的新社會契約。